一、正确处理法理与情理的关系

　　我国法律反映了社会公平正义的主要方面，但法律并不能覆盖社会公平正义的全部内容。社会主义法治公平正义的实现，必须注重法理与情理的相互统一，用法理为情理提供正当性支持，以情理强化法理施行的社会效果。在执法和司法过程中，既要遵循法律、法规的相关规定，也要参考其他社会规范，同时适当考虑人民群众的普遍性情感，既要维护执法的严肃性，又要考虑社会现实状况和人民群众的接受程度；要妥善、恰当地解决法治实践中可能存在的局部性、个别性的“合理不合法”或“合法不合理”的问题，在不违反法律基本原则，不损害法律权威的前提下，能动地运用法律技术和法律手段，兼顾法理与情理的要求，寻求相关利益的平衡与妥协，使这类特殊问题的解决更趋于 实质上的公正。

　　二、正确处理程序与实体的关系

　　程序与实体是法治体系的两大组成部分，法治的公正也分别通过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两个方面得以体现。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具有密切的联系。程序公正是实体公正的外部形式，是实体公正得以实现的重要途径和重要保证：实体公正是程序公正的内在目标，也是程序公正的价值和意义所在。在法治实践活动中，要正确处理好程序与实体的关系，把握好两者之间的合理均衡，一方面，应当高度重视程序的约束作用，严格遵守法定程序，切实保证程序的公正；另一方面，不应极端化地强调程序而忽略实体上的公正，反对那种“只要程序公正，实体则必然公正”，以及“只要程序正确，实体则可以在所不问”观念和做法。

　　三、正确处理公正与效率的关系

　　公正与效率是社会主义法治实践活动所追求的共同目标。实现公平正义，必须同时兼顾公正与效率。一方面，不能为片面追求效率而损伤实质公正；另一方面，又必须看到，公平正义的实现，离不开法治活动效率的不断提高，如果执法者在法治活动中拖延推诿，贻误怠慢，使人民群众的正当权益得不到及时的保护或实现，同样是对人民群众的不公正。

　　四、正确处理普遍与特殊的关系

　　法律是全社会平等适用的普遍性社会规范，维护法律及其实施的普遍性，是实现公平正义的必要前提。为此，必须强调法制的统一性，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，以体现对法律这种普遍性的尊重。同时，又必须从我国地域间、城乡间、阶层间、群体间发展很不平衡，社会成员所处社会环境、所具有的社会条件差异较大这一客观事实出发，在法律制定及其适用中，对特殊地域以及特殊群体或个体作出必要的区别化对待，特别是为不发达地区、困难群体或个体提供更多的发展机遇，给予更为完善的法律保护。

　　五、正确处理司法与其他社会纠纷解决手段的关系

　　我国司法和其他社会纠纷解决手段都担负着实现公平正义的责任，但司法是解决社会纠纷、保证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。要正确处理司法与其他社会纠纷解决手段的关系，在社会矛盾和纠纷的解决中，恰当地发挥司法的功能，克服过度依赖司法、过多依靠裁判的偏向，把有限的司法资源运用于维护和实现公平正义的关键环节，广泛调动各种社会力量，构建多元化的社会矛盾纠纷化解机制，运用多方面社会资源解决矛盾和纠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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