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.法典结构与法律形式的发展变化。

　　（1）《魏律》。鉴于汉代律令繁杂，魏明帝下诏改定刑制，作新律18篇，后人称为《魏律》或《曹魏律》。新律对秦汉旧律有较大改革。首先，将《法经》中的“具律”改为“刑名”置于律首；其次，将“八议”制度正式列入法典；第三，进一步调整法典的结构与内容，使中国传统法典在系统和科学上进了一大步。

　　（2）《晋律》颁行与张杜注律。西晋泰始三年，晋武帝诏颁《晋律》，又称《泰始律》。《晋律》对汉魏法律继续改革，精简法律条文，形成20篇602条的格局。与魏律相比，在刑名律后增加法例律，丰富了刑法总则的内容。同时对刑律分则部分重新编排，向着“刑宽”、“禁简”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。在《晋律》颁布的同时，律学家张斐、杜预为之作注，总结了历代刑法理论与刑事立法经验，经晋武帝批准颁行，与《晋律》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故《晋律》及该注解亦称“张杜律”。

　　（3）《北魏律》的制颁。北魏统治者吸收汉晋立法成果，采诸家法典之长，经过综合比较，“取精用宏”，修成《北魏律》20篇，成为当时著名的法典。

　　（4）《北齐律》的制定。北齐政权全面总结历代立法经验，历经十余年修成当时最有水准的法典《北齐律》。《北齐律》共12篇，其将刑名与法例律合为名例律一篇，充实了刑法总则；精练了刑法分则，使其成为11篇，即禁卫、户婚、擅兴、违制、诈伪、斗讼、贼盗、捕断、毁损、厩牧、杂律。《北齐律》在中国法律史上起着承先启后的作用，对后世的立法影响深远。

　　（5）法律形式的变化。这一时期法律形式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，形成了律、令、科、比、格、式相互为用的立法格局。科起着补充与变通律、令的作用。格与令相同，起着补充律的作用，均带有刑事法律性质，不同于隋唐时期的格。比是比附或类推，即比照典型判例或相近律文处理法律无明文规定的同类案件。式是公文程式。

　　2.法典内容的发展变化。

　　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关系的变化，法律内容也有所发展，主要表现在礼法结合的进一步发展。也就是说，在汉代中期以后的法律儒家化的基础上，更广泛、更直接地把儒家的伦理规范上升为法律规范，使礼、律更大程度上实现融合。其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：

　　（1）“八议”入律与“官当”制度确立。魏明帝在制定《魏律》时，以《周礼》“八辟”为依据，正式规定了“八议”制度。“八议”制度是对皇朝特权人物犯罪实行减免处罚的法律规定。它包括议亲（皇帝亲戚）议故（皇帝故旧）议贤（有传统德行与影响的人）议能（有大才能）议功（有大功勋）议贵（贵族官僚）议勤（为朝廷勤劳服务）议宾（前代皇室宗亲）此后，“八议”成为各代刑律的重要内容。唐律中的名例律在五刑、十恶之后即规定了八议制度。

　　“官当”是传统社会允许官吏以官职爵位折抵徒罪的特权制度。它正式出现在《北魏律》与《陈律》中，《北魏律·法例篇》规定：每一爵级抵当徒罪2年。南朝《陈律》规定更细，凡以官抵折徒刑，同赎刑结合使用。如官吏犯罪应判4～5年徒刑，许当徒2年，其余年限服劳役。若判处3年徒刑，准许以官当徒2年，剩余1年可以赎罪。这表明当时官僚特权法有进一步发展。

　　（2）“重罪十条”的产生。北齐为维护皇朝根本利益，在《北齐律》中首次规定“重罪十条”，是对危害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十种重罪的总称。把“重罪十条”置于律首，作为严厉打击的对象，增加了法律的威慑力量。《北齐律》规定：“其犯此十者，不在八议论赎之限。”

　　（3）刑罚制度改革。一是规定绞、斩等死刑制度。二是规定流刑。把流刑作为死刑的一种宽贷措施。北周时规定流刑分五等，每等以500里为基数，同时还要施加鞭刑。三是规定鞭刑与杖刑。北魏时期开始改革以往五刑制度，增加鞭刑与杖刑，后北齐、北周相继采用。四是废除宫刑制度，北朝与南朝相继宣布废除宫刑，自此结束了使用宫刑的历史。

　　（4）“准五服制罪”的确立。《晋律》与《北齐律》中相继确立“准五服制罪”的制度。服制是中国封建社会以丧服为标志，区分亲属的范围和等级的制度。按服制依亲属远近关系分为五等：斩衰、齐衰、大功、小功、缌麻。服制不但确定继承与赡养等权利义务关系，同时也是亲属相犯时确定刑罚轻重的依据。如斩衰亲服制最高，尊长犯卑幼减免处罚，卑幼犯尊长加重处罚。缌麻亲服制最疏，尊长犯卑幼处罚相对从重，卑幼犯尊长处罚相对从轻。依五服制罪成为封建法律制度的重要内容，影响广泛，直到明清。

　　（5）死刑复奏制度。死刑复奏制度是指奏请皇帝批准执行死刑判决的制度。北魏太武帝时正式确立这一制度，为唐代的死刑三复奏打下了基础。这一制度的建立既加强了皇帝对司法审判的控制，又体现了皇帝对民众的体恤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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