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证券法与公司法关系问题上，有“关系法学说”和“特别法学说”两种基本观点。“关系法学说”认为，证券法是公司法的关系法。证券法在调整企业证券(主要指股票和公司债券)的同时，还要调整政府证券和其他流通证券，故证券法与公司法在调整范围上存在交叉。同时，证券法侧重于保护投资者利益，公司法虽然也保护投资者利益，但主要宗旨在于规范公司的组织及行为。因此，证券法与公司法在立法宗旨上有别。“特别法学说”认为，证券法为公司法之特别法。证券法规范之对象除政府债券外，全部为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和公司债券之募集、发行和买卖，此问题原本应规定在公司法中，但证券法规则具有较强的技术性，若将此等规范一并规定在公司法中，难免有畸重畸轻之感。同时，公司法确立了公司一般规则，证券法侧重保护投资者利益，即使公司法与证券法在相关问题上均有规定，但侧重点应当不同，证券法属于公司法之特别法。

　　确定证券法与公司法之间的关系，既要考虑特定国家实证法现状，也要考虑证券法的特殊性。我国《证券法》明确规定将股票、公司债券和国务院依法认定的其他证券作为调整对象，而股票和公司债券的发行、交易无疑是公司进行融资的基本途径，也是《公司法》重要的调整内容。我国《公司法》对股份发行、转让以及公司债券问题已作出较具体的规定，《证券法》进一步规定“本法未规定的，适用公司法和其他法律、行政法规的规定”，这显然采取了“特别法学说”。

　　但在理论上，“关系法学说”具有更大的合理性。首先，证券法调整的证券种类不应限定于股票和公司债券，而应扩张至各种流通证券。现代证券法是为了规范证券市场，保护投资者利益和消除证券欺诈行为而产生和制定的。某种证券一旦获得流通性，就会成为社会公众投资者的投资工具，社会公众投资者就将面临被欺诈的危险。为妥善保护投资者利益，消除证券欺诈，必须采取特别法方式给予投资者以特殊保护。无论股票和公司债券，还是其他流通证券，均可能成为证券发行人或其他持有人借以实施欺诈的工具。在我国，发行企业债券、金融债券或其他流通证券并借此侵犯投资者利益的行为并非罕见，利用国债或国债期货操纵市场的情况也曾发生。在美国，立法者正是考虑到流通证券具有损害公众投资者利益的可能性，才不区分企业证券与政府证券，甚至不论证券名称如何，一并纳人证券法调整范围之内。根据这种立法例，公司法与证券法在调整对象上，可能出现三种情况：一是仅由公司法调整的内容，典型者如公司组织法方面的各类规则;二是仅由证券法调整的内容，如股票和公司债券以外的其他流通证券;三是公司法和证券法共同调整的内容，如股票的发行与转让。鉴于证券法与公司法之间关系复杂，不宜将证券法简单等同于公司法的特别法，否则将会有碍于证券市场的顺利发展。其次，证券法和公司法在立法宗旨上确有差异。各国学说理论均认为，公司法旨在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，平等地保护公司、股东及债权人的利益。我国《公司法》是为了适应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需要，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，保护公司、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，维护社会经济秩序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制定的。公司法旨在对公司、股东及债权人利益给予同等的一般性保护，无法给予任何当事人以特殊法律保护，证券法则以保护投资者利益为核心宗旨。在某种意义上，公司是大股东把持下的公司，是大股东实现自身利益的工具，证券法必须对小股东利益给予特殊关注和保护。证券法不仅要规范公司和股东的行为，甚至要规范中介机构行为，、中介机构违反执业规则，虽然难以按照公司法追究其法律责任，但却可依照证券法承担责任。为切实体现证券法保护投资者利益的宗旨，有些国家甚至专门制定《投资者保护法》，并将其作为证券法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可以说，在投资者和公司为两端的天平上，证券法更偏向投资者利益，而公司法则比较偏向于保护公司利益。

　　此外，证券法和公司法在法律渊源、调整手段及法律后果等方面，也存在着重要差异。故在理论上，不宜简单地将证券法理解为公司法之特别法。当然，如果将证券法调整对象限定在公司证券范围内，证券法相应地成为公司证券法，证券法也就成为公司法的特别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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